第45章 非常时期用非常之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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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治七年冬，云南的天空仿佛被硝烟浸透，铅灰中透着不祥的暗红。

省城昆明总督行辕内，新任云贵总督刘岳昭对着几案上堆积如山的军报，眉头锁成了铁疙瘩。

来自迤西的驿马日日驰报，杜文秀的大理政权兵锋锐利，滇西大半州县沦陷，东征的号角隐隐可闻。

昆明城人心惶惶，连总督衙门里的亲兵，眼神里都藏着不安。

刘岳昭踱步到窗边，望着庭院里那株在肃杀春寒里瑟缩的老梅，心头沉得如同压着滇池的水。

他并非不知兵。湘军出身，从尸山血海里挣出的顶戴，平黔乱、征云南，一路搏杀至此。

可眼下局面，比贵州错综复杂何止十倍？各族蜂起，教派缠斗，朝廷催剿的严旨一道紧似一道，而手中堪用之人，却寥若寒星。

前任总督劳崇光在任时已显颓势，偌大一个云南，竟似一盘散沙，捏不起，打不碎。

他猛地一拳捶在冰冷的窗棂上，震得窗纸簌簌作响。这困局，如铁桶一般，找不到一丝透气的缝隙！

信使快马加鞭，七百里加急的红翎公文，穿越湘黔驿道上的重重关山，一路向北。

马蹄踏碎春泥，带着云南高原的焦灼与烟尘，最终停在了湖南长沙提督衙门的石阶前。

湖南提督周宽世展开那封厚实的信函，熟悉的笔迹映入眼帘，字字句句却都透着一股焦灼的力道。

他读着刘岳昭在滇省陷入的泥淖：杜文秀大理政权稳踞滇西，兵锋咄咄逼人；官军屡战不利，士气低迷；地方糜烂，筹饷无着……

周宽世的手指无意识地在信纸边缘重重捻过，留下清晰的折痕。他起身，踱到悬挂在墙上的巨幅舆图前。

目光掠过熟悉的湖湘山水，一路向南，沉甸甸地落在云贵高原那片被朱砂圈点得密密麻麻的区域。

手指沿着点苍山、洱海、大理府的标记缓缓移动，最终停在昆明那个墨点上，久久不动。

“荩臣（刘岳昭字）啊……”周宽世对着地图，仿佛对着千里之外愁眉不展的刘岳昭，低声喟叹。

他深知这位自己妻子兄长的能耐与局限。刘岳昭治军严谨，能征惯战，更难得的是有容人之量，听得进劝谏。

当年在贵州，若非自己力陈利害，劝他暂缓强攻，转抚苗疆，恐怕平黔之功也未必能如此顺遂。

然而云南这潭水，太深太浑。杜文秀经营大理十余年，根基已固，绝非仅凭一腔血勇、几路精兵就能荡平的。

刘岳昭缺的，不是敢战的兵，而是能真正洞察滇省肌理、撬动这死局的那个支点！

一个名字，如同暗夜里的火星，骤然在周宽世脑海中爆亮——岑毓英！

此人身影瞬间清晰：广西西林土司子弟出身，咸丰初年便带乡勇入滇，在滇南、滇中剿匪安民，屡立战功。

十年经营，其势力盘根错节于滇省底层，从土司头人到贩夫走卒，三教九流，无所不通。

更难得是此人用兵不拘常法，奇正相生，尤其擅长在云南这种复杂地形与族群间纵横捭阖。

若论对滇省情势的了然于胸，对杜文秀及其政权的深刻认知，满朝文武，无出其右者！

然而，周宽世捻须的手停住了，眉头也蹙了起来。

岑毓英刚在不久前的政治风波中栽了大跟头，

因与某位朝廷大员在滇省善后策略上意见相左，被一道参劾，落了个“刚愎跋扈、处置乖方”的罪名。

生生被褫夺了云南布政使的顶戴，如今正赋闲在家，闭门思过。

朝廷对他，正是不信任甚至猜忌之时。起用一个刚刚被革职、声名有瑕的“非常之人”？这念头本身，就带着刀锋舔血般的凶险。

周宽世坐回书案，铺开素笺，提起那管湘妃竹紫毫。

墨在端砚里缓缓化开，浓黑如夜。他沉吟片刻，笔锋落下，力透纸背，写下了那注定要搅动西南风云的八个字：“非常时期，当用非常之人！”

笔锋在“非常之人”四字上尤其凝重，似有千钧。

他并未在信中直接点出岑毓英的名字，但将滇省困局的症结、所需之人的特质，剖析得淋漓尽致——“欲破滇西死局，非深悉滇情、洞悉杜逆、能驱策士绅、勾连百族、行非常之策者不可为也。”

最后，他笔锋一转，提及旧事：“昔在黔中，君能纳吾言，抚苗奏功。今滇事之棘，百倍于黔，尤须此非常之胆识与胸襟。”

信末署名，郑重盖上了湖南提督的朱红大印。他知道，以刘岳昭的性情，看到这八个字，定能明白其所指。

信使再次绝尘南下，马蹄声急如骤雨。当这封来自长沙的密函抵达昆明总督行辕时，刘岳昭正被几路告急文书逼得心火如焚。

他几乎是抢过信函，撕开封口，目光急扫。当“非常时期，当用非常之人”八个墨沉字入眼，他浑身一震，如同被一道闪电劈中，连日来的焦虑、迷茫、困顿，竟似被这八个字骤然劈开了一道缝隙！

他猛地从太师椅上站起，捏着信纸在堂中急促地踱步，口中反复咀嚼着：“非常之人……非常之人……”

岑毓英！这个名字瞬间跃入脑海，清晰无比。

周宽世虽未明言，但字字句句所指，非此君莫属！岑毓英在云南的种种作为、其人之才具、其盘根错节的影响力，刘岳昭早有耳闻。

只是此人新近革职，朝廷对其余怒未消……刘岳昭的脚步慢了下来，停在堂中那幅巨大的云南舆图前。

他凝视着大理府的位置，目光又扫过岑毓英曾经经营盘桓的滇南、滇中诸地。

周宽世信中那句“能驱策士绅、勾连百族”如重锤敲在心上。

是啊，对付杜文秀这样根基深厚的对手，光靠朝廷王师正面硬撼，只怕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，旷日持久，非得有岑毓英这样的人物，从内部瓦解，从底层撬动，方是釜底抽薪之策！

“听劝……”刘岳昭低声自语，想起了周宽世信末提起的贵州往事。

当年若非周宽世力阻他强攻，转以抚为主，黔乱不知还要糜烂多久。

这“听劝”二字，实则是周宽世对他知根知底的提醒：值此生死存亡之秋，切莫因循守旧，顾忌虚名！

“来人！”刘岳昭霍然转身，声音带着决断的铿锵，“备快马！持本督名帖，星夜兼程赶赴岑府！务必请动岑大人！就说……就说滇省百万生灵涂炭，刘某恳请先生，指点迷津！”

幕僚领命而去，刘岳昭望着窗外暮色沉沉的天空，长长吐出一口浊气。

非常之人，必待非常之请。这一步棋，是险棋，更是不得不走的活棋！

几乎在总督信使出发的同时，另一骑快马也悄然离开了长沙提督衙门。

周宽世终究放心不下。仅凭一纸书信，分量或许不够。他要亲自去会一会那位蛰伏的“非常之人”，看看他是否真如传闻中那般，胸中藏有破局之策，心中是否还装着那片让他又爱又恨的滇山滇水。

此行不宜张扬，他只带了两个最心腹的亲随，青衣小帽，轻骑简从，一路避开官道，专拣僻静小路，风尘仆仆地赶往岑毓英赋闲的居所。

岑府坐落在一处僻静山坳，白墙青瓦，隐于竹海松涛之中，透着一股刻意为之的沉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