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屯田制的成效立竿见影。《三国志》记载,建安五年(公元200年)官渡之战,曹操“粮草充足,而袁绍军多饥乏”,此中屯田之功居半。到正始年间,淮南屯田区“仓廪丰实,足供十万大军五年之食”,为后来灭蜀、吞吴奠定经济基础。
但制度的弊端也逐渐显现:
1. 剥削加重:后期“官六民四”改为“官七民三”,屯田民逃亡日增。《晋纪》载,嘉平年间“逃屯者十之三四,田亩多荒”。
2. 土地兼并回潮:司马氏掌权后,屯田土地被权贵侵占,《晋书》称“屯田各部,皆为贵戚隐占”。
3. 军队腐败:军屯士兵被将领役使如奴仆,《魏略》揭露“典农官私役兵丁,为己营宅”。
咸熙元年(公元264年),屯田制正式废除,被“占田制”取代。
五、历史启示:土地政策的治乱密码
曹操的屯田制,是乱世中“以强制求生存”的典范。他以铁腕手段整合土地、人口与资源,短期内实现了“兵食足,天下安”,却因未能平衡利益,最终走向异化。这种“战时经济”的模式,与商鞅变法、汉武帝盐铁令一脉相承,揭示了一个规律:在秩序崩塌的时代,强力的资源调控能迅速稳定局势,但如果缺乏弹性,必将引发反噬。
正如王沈在《魏书》中所评:“屯田之法,兴于急难,成于威权,败于苟且。非法之弊,时势然也。”(屯田制兴起于危难,靠威权推行,却因僵化而衰败。这并非制度本身的问题,而是时势所致。)
结语
曹魏屯田制的兴衰,是一部浓缩的乱世生存史。它以土地为棋盘,将豪强、流民、政权各方卷入博弈,既创造了“五年破袁绍,十年定中原”的奇迹,也埋下了“民怨沸腾,制度崩坏”的隐患。历史证明:任何土地政策的成败,不仅取决于统治者的手腕,更在于能否在“生存刚需”与“民心向背”之间找到平衡。而曹操的屯田实践,恰似一面镜子,照见了乱世中经济改革的残酷与无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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